五月的阳光，将丰收的麦浪映在脸上，几多顽劣，几多老成，像似水流年。
收到“快乐童年”群聚会的提议，是在儿童节前。那天居然一个不少，就像当年，相约去拔茅针，去采蛇莓。这回却冲儿童节来的。彼此忘了年龄，喝酒、唱歌、拍视频。相互叫着绰号，当年的皮相又回到了我们身上。
今天，不再买蔬菜；不再穿保安的制服、清洁工的广告衫，和失地农民，建筑包工头，KTV老板，公务员，我们在一起。忘却穷通，仿佛又回到了快乐的当年。
(资料图)
我们来到了发蒙的学校——虹光小学遗址，那是一座有着红色基因的学校。
秘书长别出心裁，通知我们戴上红领巾。在兴奋与忙乱间，我们掏出借自孙辈的红领巾，却忘了怎么系。是啊，半个多世纪过去了。有的说，当年皮，没能入队；有的说，入队时，红领巾取消了。秘书长说，不管这些，即便不是，今天就是入队仪式。红领巾映衬出星星白发，快乐荡漾在岁月燃烧过的老脸上。面对小河，面对田野，童年趣事成了乐此不疲的话题。
当年“六一”，期中考试完了，是新队员入队仪式。我们曾站在队旗前宣誓：时刻准备着！我们唱着队歌：爱祖国，爱人民，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。何老师给我们系上红领巾时说，是少先队员了，污槽要擦干净，手要洗干净。随后，农忙假开始了。我们像出征的战士，踩着队歌的旋律，走向丰收在望的田野。太阳下，农民们忙着收割麦子、油菜，扁担的呻吟，升华成丰收的歌吟；风雨中，父母们拔秧、插秧的背影，撑起我们对未来的憧憬。我们也傍桑阴学种瓜，在收割尽了的田野里拾麦穗，在田垄上割草积肥。当我们的脚底生出老茧，敌得过硌脚的砖石，扎脚底的草根时，我们才会懂得稼穑的艰辛。
然而，我们毕竟是孩子。六月的田野，有的是吸引眼球的地方。塘坨上红得发紫的桑葚，草丛中生脆的酸模，半生的毛桃、雀梅。不知道那时怎么那么嘴馋，整天像野狗找吃的。麦子收割尽了，田野里到处矗着小飞蓬，那白色的花，招来同样白色的粉蝶，翻飞追逐。红蜻蜓悬停在半空，睖着不更事的大眼。倏尔远逝，船桨般的翅膀，刮扇起光的气旋。我们像《小猫钓鱼》中的那只小猫，追赶红蜻蜓。每当我们顽皮偷懒时，何老师就叫我们唱《劳动最光荣》的歌：小喜鹊造新房，小蜜蜂采蜜糖。幸福的生活哪里来？要靠劳动来创造。这歌声真神奇，唱着唱着，疲劳扫得精光，眼前出现了未来美好的图景。
劳动的间歇，何老师让我们谈理想。那时共同的梦想是，长大了当解放军，拿着枪神气地站岗。最起码也得是基干民兵。那时村里基干民兵有枪，当然没有子弹。我们看他们擦枪，喜欢闻涂在枪栓上的牛油味。特别爱听拉枪栓的声音。觉得提气。有的说将来当工人，每个月有工资；有的说开汽车，去很远的地方，碰到何老师不买票，说那是我老师；有的说在南货店当售货员，那里有许多吃的东西。可没有一个说将来当农民。何老师挠了挠薄薄的头发说：理想不能老想着自己，你们都是共产主义接班人，要想着为人民服务。为什么没说当农民呢？当农民光荣，没农民种田，人吃什么去？多少年后，我们中的大部分成了农民。而当我们想告诉何老师，你说得对时，他却去世了。何老师瘦瘦的个子，细长的脖子，走起路来脖子像个钟摆。只有当他看着我们写作业时，才停摆下来，用慈祥的目光一个个抚摸过去。他带我们入队宣誓系红领巾，带我们割草、拾麦穗，使我们拥有许多童年的美好记忆。
我们都记不起何时退队的。三年级开始不久，就不再戴红领巾了。我们没有退队仪式，既然这样，那么即便一把年纪，该还是少先队员。可有人说，少先队员是没有退队仪式与手续的，就像我们的乳牙，到了一定年龄就自动脱落一般。
可今天，我们又聚在“六一节”队旗下。酒后的我们，唱何老师教的《少先队队歌》《劳动最光荣》，一遍又一遍。细听那五音不全的韵律，已没了当年童音的清亮，多少夹杂一层光阴的破碎感。酒精的发酵，使我们以为真的回到了童年。男生们玩起了斗鸡，猜拳；女生坐在田埂上，折一把蛤蟆叶的茎叶，玩起斗草；有的相互作对拍手唱《打麦歌》：噼噼啪，噼噼啪，大家来打麦。麦子好，麦子多，磨面做馍馍……
玩够了，秘书长说：同学们，“六一节”快到了。一起留个影吧！有人突发奇想说，我们都老了，就不拍正面的，来一张背影。于是大家背转身去，背景是熟悉的田野和小学。在一声“耶”后，我们同时起跳。
透过手机图像一个个苍老的背影，我们想象着各自脸上的表情：五月的阳光，将丰收的麦浪映在脸上，几多顽劣，几多老成，像似水流年。（汤朔梅）
